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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教培机构的靴子终于落地。

5月22日，中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五份文件，其中就包括《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会议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并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一周前，酝酿已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终于发布。然而，文中删除了涉及课外培训机构的内容。“我估计后面针对培训机构的政策会单独出来。如果不单独出的话，行业就没办法往下走了。”北京一家教培机构负责人林文麟对AI财经社说，各地方教委也在等待着政策明确。

如今政策终于明确，但经历了疫情和教培机构大整顿，北京绝大多数的线下培训机构目前还没有复课，苦日子还将继续。精锐教育2021财年二季度净亏损1.72亿元，亏损同比扩大约950.73%。高思教育在北京的校区从2019年底的50个，减少到今年的27个。

优胜教育干脆在去年爆雷跑路，交纳数万元补习费的家长们退费无门。天眼查发布的《2020 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教育相关企业的注销数量达到13.6万家。

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培机构，都走到了十字路口。

海淀科实大厦几乎被教培机构包圆，各种教培机构的招牌和广告，能清晰看到这栋大楼往日的热闹。如今，除了零星几家亮着灯光，敞着门户，多数门店如新东方、金博、优才、优加已经完全闭店，门锁上落了层薄薄的灰，店内的桌椅摆放有序，只是漆黑一片，空无一人。

有机构的门上还贴着过年的“福”字和1月份因疫情闭店的通知，而有机构的门上则贴着“线下复课准备进行中……严格执行教委备案、资金监管政策”的海报。

往年5月都是招生的旺季，不仅有即将到来的中高考，暑期补习大军更是各家机构争抢的对象，暑期的业绩表现很大程度决定了一年的收成。但今年却变得异常冷清。

自今年3月开始，北京等地对校外教培机构进行了整顿，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没有复课。AI财经社在新东方万柳校区只看到三个人：前台、保安和课程顾问，与此相映的是不知漆黑了多久的教室，和楼下时常传来聒噪的装修声。“现在都是线上授课，除了回龙观的一个校区。”前台工作人员说。

在海淀黄庄附近的教培门店里，情况都类似。三人配置已经算是“顶配”，高思、学而思等门店里，只有一个前台工作人员坐班，当AI财经社表示想咨询课程时，对方只是留下了电话号码，并未介绍具体课程，然后改由机构这边线上联系。

一位高思的课程顾问告诉AI财经社，虽然他们是在校区坐班，但不在前台办公，“校区事实上是不对外开放的，属于闭店状态，前台没有老师接待，也由于教委那边查得比较严，有时候会突击检查，校区不让有太多人办公，但是我们得维持运营”。

多家教培机构的工作人员对AI财经社表示，恢复线下课要等教委通知，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有机构已经在官方小程序打出了“暑期班面授”的招牌，有机构的工作人员则不太确定地回复，6月底7月初大概能恢复。

然而5月17日，北京教委再次通报新东方、学而思等机构违规，包括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费用、擅自恢复线下课程、培训结束时间晚于八点半，开展低价营销、贩卖焦虑等不当广告宣传、教学内容超出国家相应课程标准等问题。

等待的时间在频繁曝出的通报处罚下被无限拉长，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查处的机构会轮到谁，于是一举一动愈发小心谨慎。

精锐某校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AI财经社：“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之前好几次有消息，我们通知了家长，但结果把我们给关了，我们就不敢再通知了。”

“北京暑假辅导班复课的概率比较低。”林文麟说，他在其他地方的校区都已经陆续恢复了线下授课，但因为北京受关注度高，“要起到带头作用”。

其实，今年3月以来，北京教委陆续发布了多家恢复线下教学的机构白名单，但AI财经社探访已被允许复课的新东方万柳校区时发现，线下仍处于未复课状态。新东方总部的一位课程顾问告诉AI财经社，现在所有校区只有线上课程，昌平那边也只是部分班级恢复线下。

而大兴区一家被批准复课的校区咨询顾问直言，成功复课不等于一劳永逸——相关上级人员仍会高频率走访名单中的校址，对教师资格证等长线项目进行突击审查。

“教委每周都会派人过来检查走访。”林文麟对AI财经社说，不管有没有复课，都会有人过来检查，他在教培行业干了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监管风暴来得如此凶猛。

政策落地前，教培行业的整改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林文麟创办的教培机构去年一口气在全国扩张了20多个校区，尽管北京校区的总数不算太多，但分散于各个区，而每一个校区都要逐个办证申请。

教培行业有个潜规则，大多数机构都是先招生，再去办证审批。2021年4月6日，海淀市场监管局曝光了7家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其中反复出现的字眼是无证办学。

“你要办证你得先租房子，得办消防证，得给教委审批，整个流程下来少说半年，多则两三年，那你就干等着吗？”林文麟道出了其中的无奈。他在去年目睹有些机构花费大量精力办证，导致校区数量大幅萎缩、业务量衰减。而他则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业务拓展上，这也使得他现在北京的校区都没能复课。

当官方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时，林文麟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在整改上，但进展却非常缓慢。按照流程，他需要先办消防证，再申请办学许可证，在双证齐全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复课，一环扣着一环。而光办理消防证就需要一两个月时间。

迟迟无法复课让他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他算了一笔账，租房合同基本都签了三五年，每个校区的装修成本和消防办证各花了几十万元，退租则意味着这些投入都将打水漂。

去年疫情，他以此为由找业防火岩棉保温板价格主协商，减免了一些房租，但如今唯有教培公司陷入困局，“他不租给你，还可以租给别人，和房东根本没法谈。”林文麟对AI财经社说。

教学成本没有降低，以前的老师和房租支出一个没少，现在还增加了线上的运营成本。林文麟在2020年初将培训班转为线上教学，核算之后，每个校区多增加了数万元投资。这也是很多机构即便线上上课，但收费标准却坚持和线下上课同步的原因。

更大的问题在于招生。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学而思的王老师发现，她手上的五个班级基本没再出现新面孔。

王老师负责教授小学高年级英语，一节近20人的大课，人均收费300多元。“如果不是老学员的话，家长很难接受你的这个价格。”无论是线上咨询、试听的艰涩，还是低廉竞品的存在，都让生源争夺变得困难重重。

“马上就要暑假了，不招生，老师没课上你怎么养？难道都解雇吗？”林文麟说，政策的初衷是整顿和规范，并没有说不允许存在。

据他透露，尽管没有线下复课，但教培机构依然在招生。而AI财经社在一线走访时也发现，虽然现场不会办理业务，但他们通常会要求对方留下联系方式，专门安排人通过线上联系，规避检查。

图/尚未复课的北京线下教培机构

一位高思负责咨询的老师告诉AI财经社，“教委给我们的整改期限是5月15号。”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前购买课时还能享受折扣，之后这些都将不复存在。

过去家长一次性交纳90个小时的一对一课程，可以享受92折的最高折扣。而且在充值金额消耗完之前，课时金额不会因为孩子年级上升而涨价。但如此长的课时也是官方所禁止的做法，教委明文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能让家长一次性缴纳超3个月或60课时的培训费用。

新政策落实前，家长在高思一对一课程上的充值被允许在全部学科中调配，“孩子家里有事或遇到想暂停消化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请三五次课的假再继续”。

但如今，跨科使用权被机构当成了催促家长交费的筹码，“一旦政策上线，不仅充值的金额不能再跨科使用，学生在请假超过两次后，若再次缺课，课时费也只能被正常扣除。”

另外，这次整改的另一个重点是资金监管。官方要求家长的课时费都统一存到银行，教培机构消一个课时打一笔钱。

但林文麟认为，这种做法现实中并不好操作，比较实际的做法是教培机构往指定银行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当机构面临经营风险时，也能有足够的赔付能力，而不是投诉无门，任由其跑路。

聚焦“幼升小”的电视剧《小舍得》里有一段鸡娃的经典对白。佟大为饰演的家长说了一个剧场效应，“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演出，突然一个观众站起来了，其他观众为了能看到演出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大家都从坐着看戏变成站着看了……付出那么高的成本，就只能得到跟原来一样，甚至更差的体验。”另一位家长接过话茬，“关键是没人敢坐下来”。

官方的出发点是好的，疯狂的校外培训班已经让家长孩子不堪重负，尤其是提前超纲教学和培训机构渲染的焦虑情绪，让大环境陷入严重的内卷。但家长们对补习的诉求依然强烈。

“80%都已经续班续费了。”林文麟发现，庞大的教培需求依然存在，老用户基本都完成了续费，尽管官方要求不再招收新学员，“但遇到那些被介绍而来、或自己找来报班的人，还是可以给他们上一上。”

家长们反倒是对交了同样多的钱，却只能线上上课颇有微词。“说实话，我自己都想打12345了。”韩敏是培训机构的顾问，也是孩子妈妈，“孩子现在还小，天天在家上网课，我们也觉得对眼睛不好，就很不乐意，但我们也没辙啊。”

王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深刻感知。去年她招纳新生相对容易的一大原因，即是家长想让孩子体验面对面的英语教学环境。而如今，自己每被问及何时复课，只能一遍遍地和家长表示：真的是说不定。

事实上，许多老师对网课的效果也非常为难。隔着一方屏幕，学生上厕所、吃东西、搞小动作，盯不住也拦不了，眼看着不良学习习惯的滋长，只能干着急。

王老师尤其感到非面授弊病之严重。“你给他说一个‘A’，他有可能读出来的是‘啊’，但孩子在那边讲话时我很难完全听到。”而每当她把所有的麦都打开时，课堂又总是会陷入“恐怖的混乱”。开也不是，关也不是，面对十几二十支麦克风，无力感就这样一点点爬上来。

部分家长开始私下联系老师组团补课，这就规避了培训班无法复课的难题。清华附小的一位家长告诉AI财经社，他们已经开始报名其他家长组织的培训班，而篮球课则通过一个培训机构联系体育系大学生来教，找了室外的免费场地，也不必担心机构跑路。

“只要中高考没有变化，需求就依然会存在。”林文麟说，不过小学生的补课需求会有所减弱，因为小学生的放学时间从之前的下午3点半，延长到了5点半，“这个时间补课就有点鸡肋。”

“总有一些家庭可以用经济实力在校外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过去是学区房，现在是教培机构。”乔海洋是典型的鸡娃家长。乔海洋发现，他身边的很多孩子的课外辅导课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要不要报班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多与少的区别。

“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乔海洋笃定地说，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不同，能在短期为孩子带来肉眼可见提升的教培机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其实，监管和整顿不意味着一棒子打死，倒更像让教培机构套上“紧箍咒”，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林文麟看来，官方整顿的对象主要是3-8岁的课外辅导班和资金监管的问题。只是此时此刻，对每一个单独的平台而言，展望幸福未来式的安慰与画饼无异。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两位海淀妈妈在一家张贴了“闭店通知”的学而思门前左顾右盼。玻璃门内的接待大厅一大片都处于熄灯状态，看不到学生和教师活动的痕迹。听到响动，前台仅有的一位工作人员将门拉开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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