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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说起来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而且巧合的是，刘伯承比邓小平大了整整十二岁，两人都是属龙的。

1931年2月，刚刚发动完百色起义的邓小平被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此时的邓小平由于同王明政见不同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因此心灰意冷的他提出去中央苏区工作。很快党中央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他成了瑞金县委书记。

同年11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的刘伯承也来到瑞金，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此时的刘伯承早已是著名的军事将领，邓小平也早就听过他的大名。第一次见面也许是老乡的原因，两人就格外投缘，他们又都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共同话题比较多，因此两人的私交不错。

不久后邓小平因为坚决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被撤销了县委书记职务。紧接着刘伯承也由于屡屡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异议，被撤销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职务。两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

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后，两人先后复职。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一二九师任政委，而一二九师的指挥官正是刘伯承，两位好友再次相遇，开启了刘邓大军一十三年的不败传奇。

邓小平

1938年3月，活动于山西南部的日军，突然出兵夺取了黄河风陵渡附近的渡河点，与此同时山西西部的日军一零九师也屯兵于离石附近河岸。

日军的异常行动立即引起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警觉。经过分析他们认为日军的目的应该是自南，西两向强渡黄河，以陕甘宁边区为踏板，进而攻占延安，西安等重要城市。

刘邓二人深知一旦让日军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会给延安的红军带来巨大的威胁。事不宜迟，二人于3月14日带领一二九师到达浊漳河畔，积极寻找战机，决心挫败日军的阴谋。

深夜的指挥部里，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一二九师的指挥官仍然在激烈的讨论着作战方案。

尤其是刘伯承，作为部队战斗时的第一指挥官，正在反复翻阅日军资料，分析侦查报告，他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左右战斗胜利与否的关键。

刘伯承的眼睛早在1916年就受了伤，视力不好，看作战地图非常吃力，邓小平就举着油灯为他照亮，刘伯承的眼睛看到哪里邓小平就会念出哪里的地名，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可不是浪得虚名，很快一个作战计划渐渐在他心里形成。他示意邓小平放下油灯，转过身对大家说道：“我有一个想法，大家看看是否可行？咱们派部队假意突袭黎城，吸引敌人增援，然后将主力部队事先埋伏在援军的必经之路上，打他个措手不及。”

李达想了想说：“师长这个打法没错，从地图上看没有问题，可具体情况我建议咱们还是实地勘察一下地形，比较稳妥。”

随后刘伯承听取了李达的建议，率众人来到了计划设伏的神头村，可现场情况并不理想，神头村地势不够高，而且光秃秃的很难隐藏部队。

一番勘察过后，参谋们纷纷摇头叹息，认为这里不适合打伏击战，而刘伯看到大家心情低落一句话也没说，而是绕着神头村转起了圈圈。

几圈过后，刘伯承眼中漏出了欣喜的神色，一直注意着他的邓小平第一时间发现了情况，来去走到刘伯承身边问道：“伯承，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老邓呀，还是你了解我，我觉得伏击可以打，不过有几分兵行险招的意思，不知道老弟是否支持我。”

“伯承兄，论打仗我不如你，只要你点头的作战计划，我一定没有二话。”

“呵呵，好，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老邓你看这个地方不适合打伏击，咱们知道，鬼子一定也知道，恰恰因为这个原因，鬼子在这里一定会放松警惕，有利于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你说得有理，可是你看看这四周光秃秃的你打算怎么隐藏军队呀。”

“老邓你看，这道山梁两边有许多老蒋当初修建的防御工事，咱们完全可以把军队藏在里面。还有就是这里地形复杂，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完全丧失了作用，在这里设伏利大于弊。”

听了刘伯承的解释邓小平心悦诚服，当即和几大参谋拍板，保持原计划不变。

3月16日，战斗按原定计划打响。黎城守军莫名其妙遭到攻击，果然向周围日军发出求援，当日9时日援军抵达神头村。

果然不出刘伯承所料，虽然日军发现后方道路遭到破坏，但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是游击队所为，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遭遇红军主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丢下1400具士兵的尸体，辎重无数，仅有百余残兵由于我军疏忽逃出包围。

刘邓大军自此一战成名，神头岭成了侥幸逃生日军一生的梦魇。

1939年9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在华北地区大肆修建铁路，公路，碉堡，企图靠此方法将华北的抗日力量分割包围，在经济上对根据地严密封锁，阻断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物资往来；在军事上对，达到对根据地分区扫荡的目的。

不得不说日军的这一政策确实对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打击，刘伯承邓小平看到这种情况深知一旦日军的分割包围成型，后果十分严重，于是他们决定，对日军的铁路，公路进行破坏，挫败日军的阴谋。

仅仅1940年5月5日到7日两天时间，刘邓大军就破坏了日军重金打造的白晋铁路五十余公里铁路线。

同年7月，彭德怀发布战争动员令，一二九师接到的任务是破坏正太铁路。正太铁路东起正定西至太原，全长231公里，同时是连接平汉、同蒲两大铁路线的重要枢纽。

一直以来正太铁路都是日军在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沿途堡垒林立，设有重兵，想啃掉这块硬骨头并不容易。

其他部队曾多次想要破坏这条铁路线，但均未得手，刘伯承邓小平接到这个任务后，再一次聚集在指挥部研究对策。

刘伯承不愧是拥有军神之称的传奇将领，很快就制定了一整套的作战方略：以10个团，3个独立营，4个工兵连进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

各作战单位分工合作，各尽其责。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拔除了日军多个据点，破坏了多处桥梁，隧道，使正太铁路基本瘫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同年9月，一二九师再次出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突袭榆社日军据点。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一二九师发起三次冲锋，日军甚至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依然没有扭转失败的结局，最终全军覆没。

这场由彭德怀发起的，在后世被称作“百团大战”的战役，给华北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气急败坏的日军很快增派重兵，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

一二九师由于作战英勇，百战百胜，毫无意外地上了日军扫荡部队的黑名单。面对无比严峻的局势，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部队人人配枪，已经做好了各自为战的准备。

10月28日，一二九师接到了对关家垴日军进行总攻的命令，刘邓二人率部队连夜急行至宋家庄。

10月29日，战斗打响，陈赓率三八六旅负责进攻。刘伯承，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邓小平指示部队：“这次进攻任务很重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全军随时待命不许休息。”

虽然经过连日战斗，战士们都已疲惫不堪，但没有人喊苦喊累，都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坚守着各自的岗位。

当晚10时，彭德怀来电命令凌晨4时发起总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关家垴日军。

总攻打响后，部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部队损失惨重，刘伯承，邓小平一直坚守在指挥所没有休息。

陈赓打来电话，说军队损失太大了，可能顶不住了。刘伯承气的大吼几句摔断了电话，邓小平一边劝说刘伯承一边给陈赓打电话说：“同志，队伍损失我也心疼，但是你要懂得顾全大局，如果橡塑保温板执行标准你现在打退堂鼓，之前的战士们就白白牺牲了。”

就这样陈赓被邓小平说服，再次组织兵力发起猛攻，终于在战士们悍不畏死的冲锋下，日军被打得抱头鼠窜，最后全军覆没。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一二九师参战兵力达到38个团，参与战斗529次。共破坏铁路491里，公路1052里，碉堡59个，桥梁187座，车站30个；炸毁火车2列，汽车47辆，击落飞机4架，击毙击伤敌军7507人，日军“牢笼政策”宣告失败。

数年的战火洗礼，无数次同生共死的经历，刘伯承和邓小平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友。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评价非常高。

他说过“刘伯承同志党性觉悟很高，考虑事情总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利益他能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利益，战斗时总是挑最困难的任务，而且总会想方设法圆满完成。”

1941年夏，一二九师接到命令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任务，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

8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共同指挥发起了邢沙永战役。这次战役以陈锡联指挥的三八五旅作为主力，为确保万无一失，刘伯承和邓小平多次将陈锡联叫到面前，反复强调作战计划。

经过17天的交战，日军于9月6日凌晨在空军的掩护下，仓皇溃败，我军取得全面胜利。

在这次战役中，一二九师击毙日军294人，俘虏策反伪军665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支，机枪20挺，火炮1门，兵工厂1座，攻克县城2座，摧毁据点8处，碉堡53座。

邢沙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继“百团大战”后共同指挥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此次战斗的胜利，挫败了日军的“蚕食”计划，有力的支援了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战斗。

1942年由于斗争需要，刘邓二人不得不暂时拆伙。刘伯承留守太行山区，邓小平奉命率领部队转战太岳。

邓小平离开太行后，刘伯承一直放心不下，每天要跑好几次作战科、机要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询问邓小平是否通过白晋线日军占领地区。

3月29日晚，刘伯承再次来到作战科，正巧作战科收到消息，邓小平计划在今晚通过白晋线。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干脆就留在了作战科，反复询问白晋线战况。

直到天快亮了，机要科收到了陈赓的电报，刘伯承马上冲到机要科看着译电员一个字一个字的破译电文。直到电报译完，得知邓小平已经安全通过日占区，一夜未睡的刘伯承才如释重负地回去休息。

在两人共同指挥一二九师的日子里，刘伯承虽然主管军事，但他与其他指挥官对政治工作的态度不同。

邓小平曾说过，刘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对军队中的政工干部都很尊重。每次下到一线他都会请政治机关的人一同前往，遇事总会与他们商量。

每次要向部队传达上级指示或作报告时，他都会事先将发言稿提交政治机关审阅，可以说刘伯承是我军指挥官中重视政治工作的模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一二九师并入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司令员。

国民党政府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则秘密调集军队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

8月中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趁晋冀鲁豫军区反攻日伪军之际，悍然进占上党地区，并向石家庄，北平不断推进。

刘伯承邓小平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卫多年经营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决定对来犯之敌发起反击，上党战役爆发。

刘邓二人利用国民党晋绥军长于守城但不善野战的特点，采取诱敌出城，歼敌于野的作战方略，通过进攻国民党防守较弱的县城，引诱国民党主力部队来援，再于野外歼灭来援之敌。

如此不断消耗国民党主力部队战力，先攻占长治外围诸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长治。

从9月5日战斗正式打响，不到10天时间我军就攻克了阎锡山部队控制的大部分据点，以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覆灭国民党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总计3.5万敌军。

国民党军队被俘3.1万人，此外我军还缴获火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各种枪支上万余支。

此次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军事冲突，可以说上党战役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经此一役，阎锡山损失了近三分之一兵力，从此结束了其割据山西的局面，对重庆谈判中“双十协定”的签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对我根据地的进犯并没有停止。

1945年10月中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几天，国民党军队就违反协定，由高树勋，孙殿英率领部队从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向北进军，妄图占领邯郸，石家庄，从而控制整个平汉线。

刘伯承邓小平再次出击，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国民党军队放入安阳，沙河附近。此处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再加上提早设伏，以逸待劳，给予了敌军沉重的打击。

此时国民党第八军1万余人又临阵倒戈，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敌军军心动摇，无心再战。刘邓二人抓住时机发动总攻，歼敌3万余人，俘虏1万7千余人。

这次被称作邯郸战役的战斗，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步伐，为我党向东北进军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由之前的全面进攻渐渐变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这就造成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兵力有所削弱。

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机会率军强渡黄河，直插中原腹地，兵锋直指鲁西南。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发动进攻，分割包围相结合，创造了歼敌6万人的辉煌战绩，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

1947年7月29日菏泽城一简陋民房内，结束了鲁西南战役难得休息几天的刘邓二人正在闲聊，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报告。

刘邓二人相视苦笑，看来清闲的日子又要结束了。果不其然，机要室送来急电，毛泽东命令刘邓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半个月内挺近大别山。

此时的晋冀鲁豫军区经过连番作战已经人困马乏，加之伤亡惨重，并不适合长途奔袭。于是邓小平请求中央允许部队原地休整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个本来合情合理的请求被中央驳回，因为当下陕北情况十分危急，如刘邓二人不能尽快牵制国民党部分兵力，后果不堪设想。

深思熟虑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顾全大局，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服从中央决定。9天后，晋冀鲁豫军区在刘邓二人率领下，放弃了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悄悄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挺进大别山，说易行难，鲁西南距离大别山何止千里，前面关隘重重，国民党重兵把守，后面十几万军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此时正值雨季，黄河泛滥，道路泥泞难行，可谓是困难重重。

刘邓大军闯过黄泛区后，蒋介石勃然大怒，撤销了总参谋长陈诚的职务，为把我军阻挡在汝河以北，蒋介石亲自兼任参谋长，到前线督战，并急调整编八十五师驻守在汝河南岸。

8月24日晚刘邓大军到达汝河南岸，此时追兵已近在咫尺，没有时间休息，刘伯承马上下令强渡汝河。

部队得到命令疯狂进攻，见敌人就打，见碉堡就炸，沿途不留一个敌人。直到第二天下午，大军付出巨大代价终于成功渡过汝河。

随后大军行至淮河岸边，看着湍急的河水，缺少渡河工具的刘邓大军一筹莫展。此时追兵已至，转眼间就同后卫部队短兵相接。

刘伯承知道不能再等了，抓过一根竹竿，大喊一声跟我走。就这样一边探水深一边带领部队趟过了淮河。

等到国民党军队追到岸边，淮河水位猛然暴涨，追兵只能望河兴叹，邓小平看着追兵发出一声感叹“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徒步过淮河，这真是天佑我军呀！”

8月27日，经过20天的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终于抵达大别山。虽然这次军事行动对解放战争全局意义重大，但对刘邓大军来说，挺近大别山后其实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加之失去了后方的支援，很难恢复元气。

可以说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后，直到渡江战役之前，再也没有独立发动过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对于被誉为军神的刘伯承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950年刘伯承由于身体原因觉得自己在战场上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于是辞去了西南军区的职务，毛遂自荐主持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

至此携手合作13年之久的老搭档洒泪分别，两人在13年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刘邓大军的人都知道凡是刘伯承说的邓政委都赞同，而邓小平的命令刘司令也坚决服从。

刘伯承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邓小平常说有事情多找我们商量，轻易不要打扰伯承同志。需要值守时，邓小平也经常主动承担，尽量让刘伯承多休息。

在那段特殊时期邓小平也是对这位老伙计多有照顾，刘伯承临终前更是要求有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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