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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其实也有很多女性人物，比如嫦娥、洛神，不过她们通常被视为“仙女”，而不是女神。但实际上，中国的年轻女性们，似乎更愿意被称作“女神”，而不是“仙女”。

究其原因，首先，西方的女神通常是天神的女儿，是天生的，比如美神维纳斯。而中国的仙女，往往是凡人变的，是飞升的，比如奔月的嫦娥。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相比仙女，女神会显得更加“高不可攀”。

其次，西方女神所代表的，通常是与现代文明有直接关联的价值观，给人很多美好的想象，比如自由女神、智慧女神、正义女神、艺术女神。

而中国的仙女，通常只局限于“男耕女织”的农业文化，比如牛郎的妻子织女、董永的妻子七仙女。许多老人，今天仍然会用“仙女”来夸人，但是对于这种农业生产的浪漫画面，相信没有多少现代女性会真正向往：

可见，中国年轻人更青睐“女神的眷顾”，是出于人性对美好生活普遍的向往。遗憾的是，当我们想要表达“自由”“智慧”“正义”等文化追求时，在文化传统中无法找到可以寄托的女性形象，只能借用西方的女神。

▌东方多仙女，西方多女神：

两种神话传统，两种社会后果

古希腊罗马的女神，大都有固定而明确的指责，人数众多，掌管着人间大多数的事务和关键职权，在所辖的每个领域都握有最高权柄。比如智慧女神雅典娜、正义女神忒弥斯、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等等……

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虽然有众多光彩夺目的女性，却找不到掌管智慧、正义、自由、和平、战争、生命、命运、音乐、狩猎、财富、丰收、爱情、青春的女神。

除了与帝王幽会，她们几乎都不承担具体工作。比如西王母的全职工作，竟然是整天开派对招待各路神仙。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传统，又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后果？

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尊崇女神，尊重女性，这使他们的观念制度非常人性化，且富有现代性。

比如，在12世纪的欧洲城邦，一个女人如果成为寡妇，她的财产并不归婆家，而是归她个人自由支配，这项权利受到法律和教会的保护。

相应的，为了配得上这种尊崇女性的道德和审美观念，西方女性也通常以独立、智慧、正义等品德来要求自己。

而反观中国的农业文化传统，尤其是封建时期，一直奉行男尊女卑的理念，有句老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因为当时，女性没有财产权，不能像现在去自由择业，一旦失去经济倚靠，结局通常是死路一条。

因此，在封建道德里，女人最重要的，是坚守“妇德”，出嫁前要服从父母，在出嫁后要服从丈夫，在丈夫死后还要服从儿子。丈夫死了，妻子如果守寡到死，朝廷会颁发贞节牌坊，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深受儒家影响的东方国家中，即便是西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女性也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这种贬损、压榨女性的观念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千年中国女性地位变迁史

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曾说：

一直以来，中国存在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山文化”，崇尚的是男性的阳刚、雄起；一种是“水文化”，崇尚的是女性的阴柔、雌伏。

因此，其实在中国，女性地位并不是一直低下的。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很少压迫女性，连太后都可以随意改嫁，像秦惠文王崩逝后，他的宠妃芈月，改嫁于义渠王并生育两子，她依然受到世人称赞。在职业选择和财产权方面，女性可以参与工商业，独立经营，秦王嬴政就表彰过巴蜀杰出女商人寡妇清。而在楚国，女性甚至能参与政治，直接上朝议事。

但随着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制时代，“山文化”开始处于上风。女性地位也开始逐渐沉沦。

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仁”，然而，那些备受推崇的帝王，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哪一个不是刚强、勇猛？一个皇帝如果有“妇人之仁”，不仅会遭人鄙视，还会有杀身之祸。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政治上，皇权专制不断加强，清朝时达到顶峰。大鱼游戏注册

这种“拿强用强”的“山文化”政治观，在帝王身上表现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结果是国家和百姓跟着遭殃。

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就是在此期间，贞节牌坊的数量大大增加，残害女性的缠足现象开始出现，女性的经济自由也被剥夺殆尽，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为贤妻良母的“标配”，妇女地位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

鸦片战争后，自由、平等的观念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直至民国，由于传统宗法专制的根深蒂固，民主法治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的不彻底，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婚姻自由，财产自由，处境悲惨。

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女性才终于开始摆脱传统的束缚，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在企业界、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女性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但是，在许多地区，女性仍然难以摆脱被物化的结局——某地农村彩礼甚至按女孩学历标价：中专10万，本科15万。

另一面，随着经济的转型，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国的人口问题日益显现，最近几年，呼吁保护女性合法权利的“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了，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一些极端者却走向了反面，将女性的权利问题，异化为性别权利的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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