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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副师长突然声称要见我军首长，说他是“自己人”。

军首长不敢怠慢，随即跟党中央联系。

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其送至北平。

此人名叫黎强，原名李碧光，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是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1939年5月，位于重庆市郊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迎来了3位客人，他们文质彬彬、年龄不大，一看就是知识青年。

其中的其中一位，打入国民党内的“潜伏者”黎强。

“黎强”这个名字是我党领导人董必武为他所起的化名，意为“坚强”、“顽强”的意思，后来就这样叫了下来，真实名字反倒不用了。

此次从延安返回重庆，黎强是按照中央组织部的安排到新近成立的中央南方局接受任务。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接见了他，给他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潜伏到敌人内部，为我党获取情报。

黎强首先以待业的身份，寄住在成都一个亲戚那里。

不久之后，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的弟弟是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

黎强就跟这个姑娘开始了“恋爱”，取得力量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

半年后，他化名“李长亨”，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

为了不连累那位姑娘，他找个借口，跟她中止恋爱。

1942年夏，黎强又被安排到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之后成为中统特务。

这时候，他接到组织上的指示，让他和一位女地下党员结婚。

黎强反复考虑后觉得不合适，认为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容易暴露身份。

为了更好潜伏，他开始跟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谈恋爱，并在1946年与其结婚。

妻子名叫赵蜀芳，是位温柔、善良又有正义感的女性，但是黎强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敢在她面前表现出一点对共产党的同情。

晚上睡觉的时候，紧绷神经，生怕说梦话，暴露身份。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妻子才知道丈夫是个共产党员。

打入军统后，黎强工作能力强，表现积极，很快成为中统成都实验区区长助理。

一年之后，他被派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

在“省特会”，他结识了三科科长叶申之黎，很快就成为“挚友”。

因为第三科（党派科）掌管着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

当时中统为了掌握共产党的情报，也常把抓捕的共产党员当作发展对象，让他们叛变投敌，然后秘密释放，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不露声色为国民党工作。

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单位、联络方式等有关材料，由第三科负责保管。

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曾担任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被捕后叛变投敌。

叶申之做事情非常谨慎小心，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他都拴在他的皮带上。

1946年3月，黎强从中统的绝密文件中惊讶地发现，中统竟然掌握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内部情况。

这些情况都是高度机密的，敌人不该知道，显然是我党内部出了叛徒。

于是他下决心查出埋藏在组织里的内奸。

上级部门为他提供怀疑对象，说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人有所怀疑，但是没有证据，希望他能在中统的情报里得到证实。

因为有关文件都在三科那里，想要完成任务，必须从三科科长叶申之那里下手。

于是，黎强对叶申之更加关心，经常喊他去外面吃饭，在他上赌场和嫖女人的时候为他买单，还时不时地给他老母亲零花钱。

这样一来，叶申之就放松了警惕，忘了组织纪律，跟黎强成为无话不谈的铁哥们。

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叶申之对黎强推心置腹地说，因为自己是叛徒，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再说情报部门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油水，所以他向去行政部门谋个差事。

黎强听了灵机一动，对他说：“我在政府部门有不少熟人，可以帮忙将你安排到税务部门，那里的油水多。不过需要从长计议，找到合适机会。”

1946年夏天，黎强告诉他，说调动工作有了眉目。

叶申之眼看梦想就要实现，非常开心，就请黎强喝酒。

在酒桌上两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起来，直到叶申之喝得酩酊大醉。

黎强见状大喜，将他送到了办公室。

叶申之因为喝得太多，一进屋就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黎强一看机会来了，他麻利地从叶申之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了“特情”档案，迅速翻阅。

在档案里，他果然发现有关陈景文的资料，还有打入我党内部的中统“特情”人员的名字。

随后，黎强马上把自己看到的情报，向上级作了汇报。

我南方局领导立即采取行动，通知与叛徒有接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离开成都，使我地下党组织逃过一场劫难。

就在他专心致志为我党工作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1946年9月，他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捕了。

得知消息，黎强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想，自己的安全事小，党的事业事大。

周俊烈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万一周俊烈熬不住供出了我，就再也不能为当工作。这对党的事业来说将是一大损失，培养一个情报人员太难了。因此，他下定决心，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一定要营救周俊烈。

他调来了周俊烈的讯问材料之后，发现周俊烈在受审讯的时候很坚强，并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

中统给他下的结论是“过去激进，现在无业”。

于是，他积极疏通关节，终于在10月中旬，将周俊烈营救出狱。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对解放区的进攻。

为了配合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特务机关决定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抓捕行动。

凭借职务之便，黎强将情报名单上我党同志名字直接去掉，并让组织通知这些同志马上转移。

在参加由上级特务机关召开的特务头目秘密会议时，黎强得知敌人还将抓捕党组织一些高级领导的名字，自己没有办法将这些领导的名字去掉。

于是，他急中生智，记下这些领导同志的名字，冒着生命危险，在特务开始行动前，联系了组织，让他们及时转移，转危为安。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不断损兵折将，大量政工人员被调到部队中担任军职，黎强也被调到军界，升任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副师长。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黎强是要跟着三一二师撤离到台湾继续做卧底的，结果意外地成为俘虏。

当黎强说自己是卧底的时候，没有人敢相信。

直到关押第四天之后，党中央回电，他的身份才得到证实。

一个在隐蔽战线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功臣，不但不能是阶下囚，而且还应该是座上客。

于是党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黎强送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继续为党工作，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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