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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输出革命，解放更多被压迫的人民，我国曾经对外进行过大量的革命输出和经济援助。
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
这些国家有朝鲜、越南、坦桑尼亚，还有阿尔巴尼亚。
出生在60 年代的人，很多都会背诵这首歌的歌词：
北京，地拉那，
中国，阿尔巴尼亚。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中阿人民并肩前进，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
万岁!毛泽东!
万岁!恩维尔·霍查!
…………
这首名叫《北京——地拉那》的歌，歌词就刊登在小学课本中。
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中阿关系比现在的巴铁还要铁。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中阿关系这么铁，是中国的援助换来的。
为什么这样铁？
亲不亲，阶级分。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亲兄弟。
阿尔巴尼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是“兄弟关系”。
中苏关系恶化后，这种标准发生了变化。
变成只要是远离苏联的，跟我们都是铁哥们。
阿尔巴尼亚，跟苏联关系就不怎么好。
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国家。
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多万。
在东欧共产主义阵营里，阿尔巴尼亚国小力微，战略位置也不那么重要。
对苏联来说，阿尔巴尼亚就是长江里的一滴水——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但是对中国来说，阿尔巴尼亚举足轻重。
起初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苏联关系很好。
50年代，南斯拉夫强人铁托看不惯斯大林的独断专行，跟苏联保持距离，不听苏联号令。
同为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其领导人霍查选择了跟南斯拉夫决裂，亲近苏联。
斯大林对这个小兄弟非常赞赏，开始不遗余力援助它。
可是斯大林的去世后，继承人赫鲁晓夫舍弃了阿尔巴尼亚，开始跟南斯拉夫较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重新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就像小三被冷落，吃醋又受伤，孤独寂寞。
偏巧这时候，中苏关系开始降温。
赫鲁晓夫上台后贬低斯大林，说他“独揽大权”、搞个人崇拜。
中国政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极为不满，说他是“修正主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对南斯拉夫亲近西方表示不可接受。
1958年全世界多个共产党参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中共担任了主持人角色，对其领导人铁托口诛笔伐。
为了跟其划清界限，中国还召回了驻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驻华大使。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非常孤立。
中国当时跟美日等国还没有改善关系，西方国家跟中国交(无极2平台登录)好也不多。
而朝鲜和越南，都是脚踩两只船。
这时候，阿尔巴尼亚选择了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让我们非常感激。
1960年6月20至25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主持会议。率领东欧小兄弟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攻击。
阿尔巴尼亚代表挺身而出支持中国，受到了苏联和其小兄弟的围攻。
阿尔巴尼亚的大逆不道，让大哥赫鲁晓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并不再让阿参加华约会议。
对于阿的处境，中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从此后，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
中国领导人访阿，阿方领导人往往全部出迎，动辄都是组织10万人以上规模的群众迎接。
要知道阿尔巴尼亚当时人口在250万左右，每20多人就有一人出迎，规格确实够高了。
阿方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前去机场迎接。
中国6亿人，出迎人数当然要比阿要多。
北京组织的欢迎仪式，达到了百万人规模。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只在礼仪上对阿友好，还要给予实实在在的援助。
从此，中国开始给予阿尔巴尼亚大量援助。
毫不夸张地说，阿方“三五”、“四五”计划，就是靠中国援助完成的。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阿尔巴尼亚干脆跟苏联决裂，于同年9月退出华约组织。
对于阿尔巴尼亚的反苏立场，毛泽东大为赞赏，中国对阿援助加大。1970年8月，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中国增大对阿援助，帮助阿尔巴尼亚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
中国政府非常慷慨，向阿方提供总额为19.5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
关于对阿援助的细节，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说：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更难能可贵的是，60年代初，中国出现严重的大饥荒，本国粮食非常短缺。
再次情况下，中国依旧慷慨解囊，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回忆说：
“从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
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
要知道，那个时期中国人均年收入不过150元，一个劳动力年收入也就250元左右。
中国援阿一个化肥厂，年产化肥20万吨，乎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叫人不解的是，阿方领导人并没有对此有丝毫感激，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阿领导人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另一个领导人谢胡更坦率：“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他瞪大了眼睛说：还需要还？
那意思是说，凭本事借的，为什么要还？
阿领导人处处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要我们援建电视台。
当时中国很多地方照明还是煤油灯，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
这时候阿领导人说，我们要实现每个家庭都有电视，你们要提供帮助。
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
在1975年，每个公社（乡），只有一台黑白电视。
阿方的要求，叫人哭笑不得。
更让人寒心的是，对于中方的援助，阿毫不珍惜，浪费现象非常严重。耿飚回忆说：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对阿尔巴尼亚大肆无节制挥霍中国援助，耿飚这个心直口快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挥笔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信：
“对阿援助，一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对耿飚的做法，李先念副总理非常为他担心，他耿飚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看耿飚的信，反而表扬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回忆录(1949-1992)》)
毛泽东态度变化不是偶然的，因为1969年，中国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握手。阿方公开表示反对，并降低了出席中国建国20周年庆典的规格。
阿方的做法，让毛泽东非常不快，这大概是毛泽东赞赏耿飚“敢讲真话”的赞扬的重要原因。
1969年之后，中阿关系迅速降温，原因是因为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国谋求与苏联和解，阿方不能接受。
还有中国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谋求跟美国改善关系，阿方也不理解。
所以，阿方斥责中国搞“修正主义”。
不过，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却并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
1970年，阿尔巴尼亚厚颜无耻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还是给了阿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国家安全形势不再严峻。
可是阿领导人暴跳如雷，霍查亲自写万言信给毛泽东抗议：“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后来，阿方党报又公开刊文批判毛泽东新鲜出炉的“三个世界理论”，称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
1974年10月，阿方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最终中国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阿方还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地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无理挑衅。
对于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中共高层非常不满，邓小平出面中止了对阿援助。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
1978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指示外交部，决定停止对阿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援助。
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中断援助，撤走专家，停建项目；没商量！
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被迫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
1978年9月，阿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
同年年底，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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