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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代饥荒时“捕鱼打猎渡荒”的主意，到底靠谱不靠谱？确实有靠谱的时候，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也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唐朝中晚唐年间，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基本都是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放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全球通平台招商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是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也就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近代史上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生动写照：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全都饿死。还有灾民“望地而”。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各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痴人说梦。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灾里，河流也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能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于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封府治下的武阳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荥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至于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

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一连串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止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重。官员徐标途经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当地“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

这一番惨景，叫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再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 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的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明朝的灭亡，就是生动的样板。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古代历代“大一统”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曾经一度“弦崩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了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储备粮食。他在位晚年时，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一度也有“红线”——官员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们，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万历十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是“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完全可以扛得住任何饥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国后也牢记着明王朝“饥荒亡国”的教训，对于“粮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时，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却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现象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代帝王，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已彻底不见影，许多“预备仓”甚至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了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都扔下土地涌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明朝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表面繁荣下，已是巨大的粮食危机。再然后，就是明末大乱里，“缺粮”的晚明王朝，陷入到一轮轮困境里，直到灭亡。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这一幕幕并不遥远的景象，对比“灾民捕鱼打猎”的遐想，怎能不让人深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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