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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曾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议，但面对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即与古老的松散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其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是得益于青年时代对《易》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辩证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首先，应该具备“忍”的策略思想。他说：“忍”，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行为的出发点，和成就一生事业的基本条件。它对于战争的决策者而言，“能忍，则不为人所致，机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则常为人所动，机操自人焉者也”。“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数据库主管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功收万全”的用兵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而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俞大猷生长在祖国东南沿海的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以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及“倭贼矫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因此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在沿海要害之处或倭寇可登岸之处，屯扎陆兵，扼敌于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在内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栅，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如敌人进入内河，则在河中击敌。还要固守沿海城镇，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地。

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是，借助船，积极地以战为主的战略。其《正气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认为，“防倭以兵船为急”，“攻倭兵技，当以福船破之”。因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优越，是优秀的海船，为倭寇所畏惧。他征调福建楼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征募精兵上船，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一支驰骋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的威武之师——俞家军。

他在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提出“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防），则倭患可以渐息。”

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如果他要求的关于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

与之相应，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注重实际。

然而，当时庞大的中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述情况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但是，戚继光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

以中国幅员之大，这种“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能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良将精兵，历来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俞大猷在选将练兵方面，有其精辟之见。

选将：必须德才兼备。德的方面，要求为将者应具备“出当天下事”的远大抱负和“矢效忠公”的高尚思想品德。才的方面，首先要求为将者应有“运量宇宙”之巨才，以便在“临事施谋”时，能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其次，还要学会“手下功夫”，不然就会被“技艺之师”以“虚文之套欺之”，致使终年练兵“竟无精兵”的恶果。

练兵：他富有见地说：“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并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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